彭博：重磅炸弹已在大选年市场落地

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周末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民意调查，显示唐纳德-特朗普在六个关键摇摆州中的五个州遥遥领先于乔-拜登。该民调显示，人们对拜登的总统任期深感不满，71% 的受访者认为他现在年纪太大，无法胜任总统工作。

需要注意的是，定期的支持率民意调查显示，拜登的支持率略低于特朗普任期内的支持率。

民主党的不满

拜登的支持率低于特朗普在 2019 年同一时期的支持率

资料来源：彭博社、RealClearPolitics

但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这仍然是一个可怕的数据，而且与其他调查显示美国人深感不满的情况相吻合。这是Gallup定期进行的经济信心调查，可以追溯到 1996 年–现在的信心比疫情最严重时还要低，这对拜登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在国际上，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愈演愈烈，愈发丑陋，流血事件不断增加，地区局势极有可能升级。这场冲突也搅乱了整个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而且有迹象表明，传统的中左翼政治家与希望全力支持巴勒斯坦的年轻激进进步人士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割裂的。

最明显的是，英国工党领袖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显然毫不费力地跻身唐宁街，但他所在的党派对他支持犹太国深表不满。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工党支持者中只有 9% 的人在冲突中站在以色列一边，其中还存在巨大的代沟。同样的趋势似乎也在美国发生作用，哈马斯引发的危机正在催化年轻一代对以色列失去同情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些政治事件将如何影响货币世界呢？

一般来说，在总统选举年，如果在任者寻求连任，对股市来说是相当有利的，因为他们正试图为股市打气。根据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美国股票策略师大卫-科斯汀（David Kostin）的数据，自 1932 年以来，标准普尔 500 指数在大选前 12 个月的平均回报率为 7%，而在大选年之外的平均回报率为 9%。不过，自 1952 年以来，当现任者参选时，标普 500 指数在总统选举年从未下跌过。此外，2000 年和 2008 年大选年发生的大崩盘也使整体数据出现偏差。

在总统选举周期的正常情况下，即将结束的第三年通常是最好的一年。科斯汀显示，在所有的噪音中，2023 年（迄今为止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 13.7%）的表现与典型的第三年表现一致。最后一年通常取决于盈利增长，政治不确定性阻碍了估值的上升：

可能改变这一局面的是货币政策。美联储一般不希望采取看似出于政治动机的行动。在明年夏季经济严重恶化的情况下（完全可信），自然会采取大幅降息的对策。住友日兴( Sumitomo Nikko )首席美国经济学家乔-拉沃格纳（Joe Lavorgna）是特朗普在任时经济团队的高级成员，他承认两党总统过去都曾试图在连任之年向美联储施压。

他本人对经济的预测相对看跌，这表明央行应尽早降息： “如果说有什么政治因素的话，那就是美联储应该尽早采取更多措施。如果我是鲍威尔，我可能希望未来三个月劳动力市场疲软–因为如果他不得不等到夏天再大幅降息，那将是一个政治问题。”

至于财政政策，拜登政府在大选前采取任何会产生重大影响的措施的空间都微乎其微。不过，2024 年可能会让人们对新的政治现实有一个有趣的认识，即两党都认识到不能让赤字水平持续恶化。

Strategas Research Partners 公司的珍妮特-洛威（Jeannette Lowe）预测，新的支出法案将更加注重抵消（more focus on offsets for new spending bills），即通过削减国内税收署的执法预算来平衡对以色列的额外援助支出），尤其是当国债的净利息成本上升时。她还指出，山姆大叔的债务还本付息总成本现在几乎回到了 1992 年的水平，当时比尔-克林顿总统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行动来削减赤字：

这些成本已超过税收收入的 14%，而这正是从财政宽松转向财政紧缩的历史拐点。从根本上说，联邦政府如何为其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特别是如果我们需要为国家安全支出更多的费用，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这张图表说明了这个问题：

与克林顿时期赤字变盈余、利息成本减半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当时冷战刚刚结束，和平红利使得控制预算变得容易得多。而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关于这个问题…

中东

渣打银行首席策略师埃里克-罗伯森（Eric C. Robertsen）这样说道：

如果说市场已经对军事升级的风险麻木了，这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对市场情绪更准确的描述可能是，军事升级的风险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但如果没有冲突扩大到以色列和加沙以外地区的明确证据，投资者可能不会持这种观点，市场将受到其他风险因素的驱动。

尽管如此，有证据表明金融市场对加沙的担忧正在加深。负面的对话和评论中不断出现。例如，牛津经济研究院上个月对大型企业进行了一次广泛调查。结论是认为加沙冲突将在未来两年内将变得非常严重的比例几乎翻了一番：

尽管如此，牛津经济研究院自己的计算表明，即使是最悲观的预言-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全球石油供应中断到足以将原油价格推高至每桶 150 美元以上，也只是将全球经济推入衰退而已：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杰米-汤普森（Jamie Thompson）说，受访者更担心的是去全球化的加剧和世界继续分裂成不同的经济集团，而不是战争从加沙蔓延的具体风险。全球范围内，新的冲突也使人们越来越感到地缘问题不和将损害商业。

帕皮奇认为，以色列可能会选择将冲突扩大到邻国黎巴嫩和叙利亚，但 “这种入侵不会影响市场”。唯一的全球宏观风险–以色列单方面攻击伊朗–在美国的极力反对下不太可能发生。他认为各国军队攻击以色列的可能性很小。他还提供了这张壮观的图表，说明重大地缘政治事件不会对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至少在事件发生后的头几个月是这样：

BCA Research 的马修-格特肯（Matthew Gertken）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警告市场不要自满。他的观点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伊朗，他认为美国可以很容易采取军事行动：

由于美国需要捍卫其信誉，战争将进一步升级。乔-拜登总统和美国军方及国家安全高级官员曾多次明确警告，在以色列对哈马斯做出回应并入侵加沙地带时，外国势力不应试图利用以色列。

格特肯认为，这表明平静的市场反应为购买避险资产（如债券和美国股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现在还来得及。

最后一个需要谨慎的原因是，政治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和金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产生简单的抑制作用。Tigress Financial 的让-厄加斯（Jean Ergas）指出，风险和危险会带来投资意愿降低。 他说：随着风险的升高，伦敦劳合社保险市场可能会成为比摩根大通更重要的角色；如果保险公司不准备承保油轮或贸易运输，情况就会迅速变得对经济很危险。虽然以色列冲突是国际关注的焦点，而且冲突升级的风险仍在继续，但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