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以及后来的孟子，都生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发生最剧烈变化的“周秦之际”，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他们都觉得是礼坏乐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因此他们感时伤怀，积郁难平，愤世嫉俗，疾首痛心。
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抨击和对他所想象的“三代”黄金时代的憧憬，并表达了他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挽狂澜于既倒、复兴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这些希望不断破灭，满腔悲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叹中，怀着“吾道穷矣”、“哲人其萎”的愤懑，赍志以终。
显然，孔子不是个趋炎附势、歌功颂德的人。他对当时社会和统治者，夸奖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对活着的统治者几乎没好话——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没少对之歌功颂德，然而他们已经死了，不能给孔子以恩宠，而活着的统治者对这样的“哭庙骂殿”则是很不待见的。
对孔子，不管是褒还是贬，都得从这点出发。过去反孔批孔的，说孔子对现实不满是“历史倒退论”、“今不如昔论”，是“九斤老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狂”。
几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状就是这个。而褒孔扬孔的，则说孔子的这种不满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精神”，是“独立人格”与“社会良知”的体现。总之，复古倒退也罢，批判精神也罢，相反的评价针对的是同一个事实：就是孔子对现实不满。
那么孔子对什么样的现实不满？
当然就是对“周秦之变”不满。在当时的剧变中，孔子是维护周制，主张复古，宣传“王道”，反对最终导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则是推动秦制的。周秦之变背后的思想冲突，主要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
今天人们一方面知道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另一方面也知道所谓的“封建”即封邦建国诸侯林，这样一种西周宗法贵族政治与秦以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帝国“专制主义”是差异很大的两回事。在这个意义上，孔孟时代的古儒确对秦政式“专制主义”十分拒斥。
当然这并非像一些以现代观念拔高儒家的人讲的那样是因为古儒中有什么“自由民主”因素，而就是因为孔孟弘扬的是以宗族认同、小共同体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于封主、封主保护封臣为基础的周制，他们是以“封建”反“专制”、以贵族政治抵制皇权－官僚政治的。
正是在西周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已经“礼坏乐崩”的情况下，以“吾从周”为志的孔子及其学派才应运而生。而整理“六经”既是对“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统化叙述，更是弘扬“周公之道”的一整套价值宣示。
然而孔孟的努力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孔、孟两人当时都是到处碰壁、倍感孤独的“丧家狗”。但是他们的学生也有很得意的，因为在那时的大潮中儒门后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分化。
在“礼坏乐崩”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身后“儒分为八”，其中有影响的主要就是思孟与荀子两支。荀子“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再“从周”而改行“法后王”，汇合于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则历经坎坷，与法家和秦制激烈冲突，以至发生“焚书坑儒”。
虽然“焚坑之祸”实际上是全面压制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并非只对孔门（首当其冲的那些方士还并非儒家），后来儒者只讲坑“儒”是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应该承认，在“周秦之变”中最鲜明地“从周”的儒家是这场镇压的重点。
所谓“燔诗书，明法令”的说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显地体现了“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儒法冲突在这场事变中的重要性。而这也导致了儒门分化加剧。有些人，例如后来号称汉代“儒宗”的叔孙通，靠曲学阿世、谄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错，而且秦亡后还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孙孔鮒为代表的“鲁诸儒”则相反，他们对暴政忍无可忍，从“异见人士”真正变成了革命党。最后孔鮒带领“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即陈胜）”，投身反秦起义。在兵败陈下的悲壮一幕中，孔鮒这个“缙绅先生”居然与农民造反领袖陈胜一同死难。
于是孔鮒与叔孙通，上继孟子与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两种主要选择：是像孔鮒那样继续做“丧家狗”，甚至不仅“丧家”还丧身，成为反抗暴政的“烈士”呢，还是像叔孙通那样改换门庭做“看家狗”？应当说多数儒者还是依违两者间，既不能像孔鮒那样杀身成仁，也不愿像叔孙通那样寡廉鲜耻。
然而在不断碰壁之后，还是叔孙通的道路显得越来越有优势。到了汉景帝时代，一些儒家还宣传推翻暴君有理，宣传所谓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结果在如今可以被称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那次“辕黄之争”中，碰了一鼻子灰，汉景帝宣布革命理论不能再讲，“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
正好西汉前期几十年间由道家演变而来的黄老之学是主流思想，而汉初黄老继承庄子的犬儒主义，提倡顺其自然、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样死脑筋想不开一定要“吾从周”，那不是犯傻吗？于是在“上好申韩，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的氛围中，后来之儒越来越学乖了，懂得“圆融通透”了。
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先生把韩非发明的“三纲”弄过来，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于是武帝龙颜大悦，儒家据说也就得到了“独尊”的地位。尽管董先生在放弃“革命”的同时还把那装神弄鬼的谶纬之学弄来，想对皇上保留一点“上天示警”的约束，但后来在曹魏到隋唐间皇上们又感不爽，下辣手杀了许多人，把谶纬禁绝，于是“上天示警”也不灵了。
这样，儒者便完成了从“丧家狗”到“看家狗”的演变。“百代都行秦政制”，体现“周公之道”的“五经”自然显得太虚了些，经典尽管还是经典，但不能过于当真：“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们就玩“内圣”吧！
今天理学家讲滥了的“内圣外王”其实本来源于《庄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并非儒家祖传。孔子那时只讲“远圣”（尧舜等远古圣王）而从不言今圣。所谓“远圣”也只是通过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过修身养性体现出来的。那时的儒学只讲“外王”，而不讲什么“内圣”。只是在外王无可挽回地变成“外霸”后，儒学才逐渐变成“向内用功”的心性之学。
有种自由主义，我把它叫做日本式自由主义，它的特点是强调个性，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是它针对小共同体、针对家庭、针对周边的人。日本在明治时代特别提倡这些，就是六亲不认只认天皇，福泽谕吉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一方面认为自由是人最可贵的品质，同时又认为自由是要效忠天皇的。
个自由只是从你周围那个熟人社会摆脱出来，你要敢于反抗爹妈，反抗家族，敢于六亲不认。但你必须知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你必须歌唱“我把党来比母亲”。这种人虽然是从大家庭中叛逆出来的，但他身上已经不具有儒家文化了，什么孝啊，基本上抛开了，等于传统的叛逆者。
还有一种，简单点说就是不满现实，追求一种理想，当然这种理想可能是近代理想和儒家理想兼而有之的，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一种和家庭、和传统决裂的自觉。
中国自秦制代替了周制以来，儒家士大夫中就潜藏着很大的不满，有一种“从周仇秦”的情绪，这是毛泽东最不满意儒家的一点。“文革”中他一直讲“儒法斗争”就是这个意思，以为儒家喜欢贵族制不喜欢官僚制，喜欢分邦建国，不喜欢中央极权的大一统。
讲得简单点，喜欢那种道德社会所谓的“三代之治”，不喜欢秦以后的那一套东西，实际上西方进来的思潮在中国受到欢迎就是这一帮人，他们是基于对秦制的仇恨来欢迎西方的，他们认为西方的那套就是仁义道德。
中国是礼仪之邦，三代本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秦以后就堕落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中国堕落是西方的原因，要恢复三代的理想只有学习那些新的东西，才能颠覆家天下，才能恢复天下为公。在他们看来，民主选举就是天下为公，就是推举制，“几欲天下为公，亲亲不得三代之遗也”，一开始这个东西就是和民主共和接轨的。
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很多声称是儒家的人实际上是伪儒，因为他们都赞扬秦制，今天你衡量什么人是儒家很难说，但是什么人不是儒家还是比较容易说的。
什么人不是儒家呢？第一，欣赏秦始皇的人肯定不是；第二，欣赏毛泽东的人也不是。因为这两个人一个是把孔子的祖坟都刨了，一个就是直接焚书坑儒的。孔子的九世孙孔鲋就是投奔陈胜吴广造反的，他投奔陈胜吴广是为了抵抗秦制，伐无道、诛暴秦。
传统儒家精神怎么适应近代以来的潮流？总体上我有一个看法，近代西学东渐早先就是受到反法之儒的欢迎，认为西方的那套就像三代的推举之法，“己欲以天下为公”，而从秦以后就不行了。那么我们之所以搞民主共和就是因为这和我们以前的理想是一样的。
晚清最早引进西学的时候，人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民主共和，对个人主义、个人权利这些东西很长时间是没有人注意的，真正注意到个人主义是从日本传来的。
现在的我们，仍然是要为一百多年前的理想奋斗。在这个奋斗过程中有人认为儒家的传统资源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从传统以及近代历史看，的确是这样。
今天有人提倡新儒家，如果这个新儒家是和秦制妥协的，那我只能说这不是新儒家，是伪儒家。因为不管新儒家还是老儒家，儒家的特点就是和秦制不妥协。
怎样算是儒家？对现实不满，对秦制不妥协。
（本文据当代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秦晖先生两份讲稿整理而成，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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