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為什麼俄烏戰爭不會很快結束？

當俄羅斯在2月入侵烏克蘭時，很少有觀察家想像到，這場戰爭在12月的今天仍在肆虐。 俄羅斯的戰爭規劃者沒有想到烏克蘭軍隊的頑強抵抗，沒有考慮到烏克蘭將從歐洲和北美獲得積極支援，也沒有考慮到他們自己軍隊的各種缺點。

雙方現在都在挖掘戰壕，戰爭可能持續數月，甚至數年。

為什麼這場戰爭會拖下去？

大多數人類武裝衝突是短暫的。 在過去兩個世紀中，大多數戰爭平均持續了三到四個月。 這種短暫性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這樣一個事實：戰爭是解決政治分歧的最糟糕方式。 當戰鬥的代價變得明顯時，敵對雙方通常會尋找解決方案。

當然，許多戰爭確實持續時間更長。 妥協未能實現主要有三個戰略原因：

1. 當領導人認為失敗威脅到他們的生存時;
2. 當領導人對自己和敵人的實力沒有清晰的認識時，
3. 當領導人擔心他們的對手在未來會越來越強大時。

在俄烏戰爭的案例中，所有這些動力使戰爭持續不斷地進行。 但這三點只說明瞭故事的一部分。 從根本上說，這場戰爭還植根於意識形態。 俄羅斯總統普京否認了烏克蘭人的民族認同，以及作為獨立主權國家地位的有效性。

俄羅斯內部人士說，這是一個被自己虛假資訊扭曲的政府，狂熱地致力於奪取領土; 而烏克蘭則堅定不移地堅持民族獨立的理想。 烏克蘭的領導人和人民已經表明，他們不願意為俄羅斯的侵略犧牲自由或主權，無論代價如何。

那些同情這種狂熱信念的人將其描述為堅定的價值觀，懷疑論者則將其批評為頑固不化或教條主義。 無論用什麼名詞，其含義往往是一樣的：雙方都拒絕現實政治，要按照自己的原則作戰。

在這方面，俄羅斯和烏克蘭並不獨特，因為意識形態信仰解釋了許多戰爭為什麼是長期的。 尤其是美國人，應該在拖延不決的烏克蘭戰爭中，俄烏雙方的信念衝突裡面，認識到自身當年的革命歷史。

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也像烏克蘭一樣，人民大眾的理想使某些政治妥協看起來令人厭惡。 這種不妥協的態度是西方21世紀許多戰爭的背後原因，包括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 人們很少承認，但緊緊秉持的原則和價值觀，確實往往使和平難以實現。 烏克蘭戰爭只是最近的一個例子，它不僅僅因為戰略上的兩難，而且因為雙方都覺得和平解決的想法令人厭惡。

為什麼有些戰爭不會結束

當領導人認為他們可以通過戰鬥，而不是通過正常的政治方式來獲得更好的結果時，戰爭就會開始並持續下去。 各國進行長期戰爭，至少有三個精心策劃的原因。

首先，那些擔心自己生存的統治者會留在戰場上。 如果普京認為失敗可能會終結他的政權，那麼他就有動力繼續戰鬥，無論對俄羅斯人民的後果如何。

第二，戰爭在不確定的條件下持續進行。 例如，當雙方對自己的相對實力只有模糊的認識時，或者當他們低估了衝突的破壞性後果時。 在許多情況下，幾個月的戰鬥就會驅散這種迷霧。 戰鬥揭示了每一方的力量和決心，消除了錯誤的認識。 競爭對手找到了結束戰爭的方法，即達成一項協定，能夠反映現如今可以清晰看到的力量平衡。 因此，大多數戰爭是短暫的。

但在某些情況下，戰爭的迷霧會散去的很慢。 以目前的烏克蘭局勢為例，烏克蘭部隊已經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但他們是否能將俄羅斯軍隊趕出祖國仍是未知數。 一個寒冷的冬天，可能會削弱歐洲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資金和武器的意願。 而俄羅斯在9月進行的部分動員的戰場效果則在幾個月後才會顯現出來。 在這種持續不斷的不確定性中，雙方會發現更難達成和平協定。

最後，一些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認為，每一場長期戰爭的核心都有一個“可信承諾問題”。 也就是說，由於預期力量平衡的變化，一方或雙方都無法可信地承諾去達成和平協定。 有些人把這稱為“修昔底德陷阱”或“預防性戰爭”。

其中一方發動攻擊，是因為要在當前的力量平衡被翻轉之前鎖定住它。 從德國在1914年努力阻止俄羅斯崛起而積極打響一戰，到美國在2003年希望阻止伊拉克成為擁核國，可信承諾問題推動了許多重大戰爭。

在這種情況下，談判上的討價還價在作出之前就已經沒有可能了。

乍一看，俄烏戰爭似乎充滿了可信承諾問題。 每當歐洲領導人或美國高級將領建議現在是與俄羅斯談判的時候，烏克蘭人和他們的盟友就會反駁說，是普京無法令人信服地承諾達成協定。 他們說，克裡姆林宮一心想要獲得領土，其領導人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都鎖定了他的戰爭目標。

烏克蘭人警告說：現在和平解決，俄羅斯就會重整旗鼓，之後再次發動進攻。 此外，烏克蘭人也沒有心情與壓迫他們的一方妥協。 即使莫斯科能讓烏克蘭的談判代表同意停火，烏克蘭公眾或烏克蘭議會接受哪怕是最微小的人員或領土損失的可能性也很小。 民眾的反感會使任何談判達成的協定化為泡影。

然而，無論是俄羅斯打下去的戰略決心還是烏克蘭的戰略決心，都不是傳統的可信承諾問題，而是源於戰略算計和對權力轉移的觀點。 相反，非物質層面的力量使協定難以達成。 烏克蘭和俄羅斯領導人的原則和癡迷助長了衝突。 並沒有迫在眉睫的政治交易，因為雙方都喜歡戰鬥而不是讓步。

狂熱和目的

烏克蘭對任何妥協建議的強烈抗拒並不罕見。

歷史上，每當被殖民和被壓迫的人民決定排除萬難爭取自由時，同樣的不妥協態度就會一再出現。 他們拒絕屈服的原因很多，包括憤怒和堅持原則的混合。 對帝國主義的讓步，對統治的讓步，即使對弱者來說也是可惡的。

正如反殖民主義的政治哲學家法蘭茨· 法農（Frantz Fanon）在他1961年的經典作品《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寫道：“我們起義僅僅是因為，由於許多原因，我們無法再呼吸。 ”

烏克蘭對俄羅斯入侵的抵抗，與美國自己的獨立革命之間的相似之處尤其引人注目。

當時和現在一樣，一個超級大國希望加強其對一個較弱實體的控制。 在1760年代和1770年代，英國一次又一次地試圖限制北美13個殖民地的自治。 英國軍隊在軍事上佔有優勢，而殖民者沒有正式的盟友。

可以說，部分主權和稅收，是殖民地人民可以向宗主要求的最佳交易。 但是，許多美國人還是拒絕了這個交易。 為什麼？ 約翰· 亞當斯在1815年給湯瑪斯· 傑斐遜的一封信中寫道，真正的革命發生在“人民的頭腦中”。

他寫道，這是「在列剋星敦流下一滴血之前的15年裡」發生的（譯注：列剋星敦戰役發生在1775年，因此約翰· 亞當斯等國父認為至遲於1760年代初至1770年代中期，美國人的民族意識已經產生了）。

幾年後，約翰· 亞當斯還指出，「人民頭腦中的革命」是通過殖民地人民的“原則、觀點、情感和情緒的根本改變”而實現的。 對許多人來說，通過向英國國王讓步而在這些原則上做出妥協是不可能的。

在烏克蘭，其獨立主權被普京攻擊了近十年，也反而激起了類似的決心。 許多烏克蘭人原則上根本拒絕接受俄羅斯的領土要求，或根本拒絕在俄羅斯的侵略面前屈服，特別是當這意味著將他們的血肉同胞留在國境另一邊時。

這與戰爭研究中一個古老的、現在卻被忽視的概念也有相似之處，即“不可分割性”，或者說一個物體、地方或一整套原則，人們相信不能以任何方式分割或妥協。 一些學者用這個概念來解釋，為什麼關於聖地和民族家園的爭奪會引發漫長而造成社會分裂的戰爭。

其他學者則將其視為對特定的某一類衝突的精緻解釋，而不可分割性則逐漸遠離了學術界的關注。 然而，這個概念很強大，適用於各種各樣的衝突。 當烏克蘭的英勇軍人或北美殖民地以及非洲的歐洲國家殖民地的反帝革命者拒絕出讓自己的自由時，是因為他們認為妥協的代價太大。

原則的徹底改變和民眾的情緒，使得交出土地和自由在政治上不可行。

這種現象遠非罕見，而且在民主國家似乎特別普遍。 可以說，原則和不可接受的妥協是民主國家最終發動長期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美國在阿富汗長達20年的戰爭為例。 從2002年到至少2004年，塔利班官員一再尋求與當時的阿富汗總統哈米德· 卡爾扎伊進行政治交易。

但據歷史學家卡特· 瑪律卡西安（Carter Malkasian）採訪的內部人士說，小布希政府的觀點是，“所有的塔利班都是壞的”。 在同一時期，記者史蒂夫· 科勒（Steve Coll）指出，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宣佈，談判是「美國無法接受的」，美國對塔利班的政策是「要麼把他們繩之以法， 要麼還把他們繩之以法。 ”

在瑪律卡西安和科爾的敘述中，布希政府堅定地禁止卡爾扎伊政府尋求任何和平解決方案。

當然，美國政府有戰略理由懷疑塔利班的誠意; 而在尋求從軍事上徹底擊敗塔利班的過程中，美國政府官員希望建立一個基於實力的聲譽，並向其他對手發出一個強大的不要試圖攻擊美國的信號。

但是，忽視如下事實將是愚蠢的，即近二十年來，美國領導人拒絕與塔利班談判是一個原則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精心策劃的戰略問題。

在拒絕交易方面，美國並不孤單。

在面對伊拉克、北愛爾蘭、巴勒斯坦領土和其他十幾個熱點地區的叛亂分子和恐怖分子時，民選政府多年來甚至拒絕考慮對話本身。 1997年至1999年英國政府在北愛爾蘭的首席談判代表喬納森· 鮑威爾（Jonathan Powell）在其2015年出版的《談判桌上的恐怖分子》（Terrorists at the Table）一書中對這種情況表示遺憾。

他認為，將敵人妖魔化並拒絕所有的對話是短視的，而且無一例外地造成了不必要的死亡。 在北愛爾蘭，英國政府最終意識到，它需要尋求一個政治過程。 鮑威爾認為，如果意識形態的障礙阻礙了領導人的談判，那麼和平是不可能的。

原則的危險

然而，俄烏戰爭的現狀還沒有達到烏克蘭人可以接受妥協的地步。

最近，亨利· 基辛格和斯蒂芬· 沃爾特等現實主義者敦促烏克蘭克服其意識形態障礙，用某種程度的主權犧牲來換取和平。 這些現實主義者與希望烏克蘭繼續戰鬥的理想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很簡單：他們對烏克蘭為達成協議必須做出讓步的代價，以及俄羅斯對征服其鄰國的意識形態決心的程度有不同的理解。

毫無疑問，烏克蘭人繼續戰鬥和西方支持烏克蘭是有戰略意義的。 與此同時，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抵抗，以及他們拒絕可能使戰爭迅速結束的種種令人厭惡的妥協，也應該被理解為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即：理想和原則在人類地緣政治中是一種持久存在的力量。

這種價值觀和思想將繼續在民主國家未來發動的戰爭中發揮主導作用。 隨著時間推移，西方世界的權利基礎不斷增強; 在許多國家，遵守和捍衛某些自由主義的普遍原則已經成為一種義務，且無論其後果如何。

哲學家邁克爾· 伊格納蒂耶夫（Michael Ignatieff）將這種轉變稱為權利革命。 這些理想應該得到頌揚，西方政府應該繼續努力實現這些理想（即使這些理想經常遇到挫折）。

但是，如果這種趨勢使西方不再傾向於現實政治，而現實政治是用權利和原則換取苟且的和平，或者與難以被討好的專制者達成交易，那麼像烏克蘭戰爭這樣的衝突可能會變得更加頻繁，更加難以結束。